光之教堂一瞥

在前两节中，”自由”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被重新审视。

由此推论，”自由社会”，意味着将责任推及个体，同时将原本集中沉重的责任从统治机构中剥离；同时，将活力注入社会，也让政府变得轻巧。相对而言，另外一种社会则相反。前者有 “大市场，小政府” 的理想范式，而后者看似权力通天，管理一切，同时却包揽了所有的责任，最终，举手投足都被自己束缚，成为自己的奴隶。

需要说明的是，个人和治理机构之间的博弈并不能一蹴而就；在长期演化中，如果治理机构总是采取高压揽责的方式来治理，也会对应孵化出相对的公民。社会个体-而不是公民，对责任推卸不理，任何时候都归责于政府，最终让治理机构骑虎难下。治理模式的转化无法简单粗暴，只能通过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变革来缓慢演进。

本文要义：从社会学自由延伸到个体自由，作者认为个人的自由不在于广泛选择，而在于实现与扩展个体可能性的过程。

回到标题。讨论完自由作为一个社会性概念，那么身处其中的个人又该如何？这个问题就像是我常常自问的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生来就是一只苍蝇或者蛆虫，你又该怎么过玩，过好你这一生？” 这个问题本身很好回答。如果是蛆虫或者苍蝇，当然是该吃吃该睡睡，就完了。问题就在于人不是蛆虫，也不是猫狗猩猩。人的确在很多模式上不同于之前出现在这颗星球上的生物。

人是一种主要遗传学习模式的生物。我觉得这个定义可能比 “人是制造工具的生物” 更好，更现代，更符合我们当下对人的认知。在这个基础上，人可以广泛灵活地从现实世界中建立复杂的模型，比如围棋，比如文字，比如奥林匹克和毒气（随意举例）。这才有了玲琅满目的人类世界，其中的模型数量和演化，堪比生物圈本身，比生物圈的演化更快、更繁荣。

凡是人，就受限于他所出生的环境，受限于他所出生的宇宙。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人可以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但不一定可以想他所想。（A man can do what he wills, but he cannot will what he wills.）

原因是，事物演进的两种基础力量。

一种沿着因果逻辑的大脉络，通过观察和推演，我们理论上可以一直倒退到宇宙大爆炸之后数百微秒左右的暴涨，也可以向前预测星系的诞生和沦亡。比如，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所身处的银河系，将在四十亿年之后，和邻近的仙女星系碰撞融合；或者近一点，我们知道如何把一个火星探测器精确地着陆在火星陨石坑的指定地点。再近一点，知道怎么把这句话发出去，比如点一个发送按钮。不小心阅读到这句话的人，一般都知道如何把这句话读完。

另外一种则沿着不可知的微观罅隙，产生出真随机的演变。简单而言，就是不可预测的未来变化。这是一种因果之外的力量。恰似一型的两体。

当我们考察这两种力量，我们会发现，无论哪一种都和“个体自由”无关。前者来说，人是早已写就的诗歌，一切都已经确定。后者来说，看似突破了确定性的牢笼，却掉进了纯随机的另一个大坑：既然是随机的，那肯定没有人什么事儿；那不过是另外一种确定性，一种由随机彻底决定的确定性。

看上去，人类仅有的自由感受，恐怕全都来源于对未来信息的无知。

在小规模的决策里（比如一些小游戏），人类可以穷尽所有组合，然后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达成个体欲望的最佳执行策略。在大部分社会生活里，我们体验到的，主要是未知信息，以及抓住其中哪怕一点点确定性的渴望：有些人很确定地想活着，而有一些人却很笃定地想死去。特别是后面这一种——深思熟虑的自杀行为，也可以是看做人类的特色之一。

可见，个人的自由实际上也应该反过来看：自由并不是广泛的选择或者可选择性，也不是肆意达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个人的自由，更在于：如何达成个体的可能性，以及扩展个体可能性的过程。写到这里，感觉和海德格尔关于人的定义有些貌似之处，他说：“人就是一种未确定的，绽放过程中的存在”。

这个过程也正好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相辅相成：越是可能性高的个体，越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里可能性高的个体越多，整个社会的可能性——最终指向文明尺度的可能性也就越高，社会繁荣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从这个角度，基本吻合过去数千年的社会演化。

再反过来，如果一种社会现象在压制这种可能性，在削弱这种可能性，那么这个社会就更不自由，这个文明的程度就可以算作是越低。

看，这宇宙已经划就，舞台已经铺就。在确定性和随机之间，人类这种惰性运动在时空的边缘，正在展开它所有可能的花纹。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的结尾处，曾经写下：“也许人类的所有智慧，都包含在以下这两个词里面了：等待，和希望”。

现在，也许我可以稍微改造一下他的话（意思是说，让这句如此清晰理智的话显得更糟），我们应该说：“也许人类的所有智慧，都包含在这一个词里了：可能吧”。

这也许也是人类传承至今的核心模式，是赌徒在面对盲盒时的那种兴奋和期待，一种在未知中，锁定自己确定未来的力量，在确定性和随机性之间，无比脆弱的第三种力量：人。